货币局制与普通汇率制的区别
第一，货币局制对汇率水平作了严格的法律规定。
第二，货币局制对储备货币的创造来源也作了严格的法律界限，货币局只有在拥有外国货币作为后备时才可以发行货币，这一规则也可称为“后备规则”（backing rule）。
第三，货币局制隐含着一个重要特征，即它对货币局为财政赤字提供融资作了严格的限制。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本位制：哪种或哪几种商品一旦被规定为币材，即称该货币制度为该种或该几种商品的本位制。 SO，以金为币材的货币制度叫金本位制。（单本位制）以银为币材的货币制度叫银本位制。（单本位制） 当政府明确金银都是法定币材时，称之为金银复本位制。（复本位制） 以上说的，都属于金属货币制度。 货币制度分为金属货币制度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这2类。 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就是以不能兑现的纸币作为本位货币，同时，纸币由国家垄断发行，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纸币不代表任何金属货币，不能以固定比例兑换黄金等贵重金属。 金银复本位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16th-18th）最典型的货币制度，但由于这种制度本质上的不稳定性，金银时常因为市场比价的变动而变动，于是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发挥作用：金贱则金币充斥市场，银贱则银币充斥市场。这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由英国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金本位制典型的是金铸币制度，此时银行券的发行制度也日趋完善，各国货币对外比价较稳定。 但帝国主义矛盾加剧，特别是一战爆发之后，金铸币的流通变得相当困难，于是又陆续建立了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但这2种制度也没能维持几年。以上的这三种制度（金铸币制度，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实际上便形成了今天我们对金本位制的三大分类。 经过1929-1933年GREAT DEPRECIATION(就是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任何形态的金本位都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不兑现银行券的货币制度。由此开始，世界各国实行的都是这种货币制度类型。人民币采取的也就是这种不兑现的银行券的形式。 另外，由于国情需要，我国现行的货币制度是“一国四币”的特殊货币制度，即在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 呵呵，我是上个星期开始自学货币银行学的，不知道回答的全不全面~~~以上是我的理解~~但愿能帮到你~下面是网上搜的： 我国货币制度优缺点 现在是盯住一揽子货币政策 当然，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首先，严格的钉住一篮子货币会丧失调整汇率的主动性，本币汇率的变化是根据篮子中货币的汇率被动进行调整；其次，本币的汇率变动不反映本币的市场供求状况。因此，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不符合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或者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方向。第三，钉住一篮子货币不能规避非汇率因素对国际收支的冲击。但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汇率制度是不是在避免钉住一篮子的弊端时，也丧失了一些钉住一篮子的好处呢？比较一下在这两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的可能的变动模式，有助于识别“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利弊。 如前所述，在严格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货币的汇率变动完全根据篮子中各货币的汇率变动而被动变动。而参考一篮子汇率制度下，货币将以三种方式发生变动： 一是日常的波动，即每天以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为中心正负3‰之内的波动。 二是参考货币篮子调整中间价。即当货币篮子中某些货币的汇率发生大幅度波动，以至于美元兑该货币的收盘价处于区间端点也不能涵盖这一波动幅度时，货币当局可能不以上一日收盘价作为下一日的中间价，而是参考货币篮子重新确定一个中间价。 三是必要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即货币当局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将波动幅度扩大到一个更大的区间。扩大浮动区间需要对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与居民和企业的交易制度、银行的外汇头寸管理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否则会影响整个外汇市场的交易效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在日常的范围之内的波动，也不是完全自由波动。货币当局不是仅仅在区间两端进行买入和卖出，而且可以作为外汇交易市场的一个成员，在区间内的任何价位进行交易。因此，货币当局事实上还具有决定每日收盘价的能力。 可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和严格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保留了货币当局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力，但不能享受在稳定汇率预期方面带来的好处，而后者则用一个明确的规则代替央行对汇率的任意干预，从而能迅速稳定汇率预期，但同时丧失了货币当局调节汇率的主动权。这实际上是一个在相机抉择与规则之间进行折衷的古老的政策难题。 希望能对你有用~ O(∩_∩)O 0
任何汇率制度的持续需要与之适应的外部环境。无论是实行“两极”（固定和浮动）还是“中间”（介于固定与浮动之间）汇率制度都需要国际机构的支持或相关的周边国家的政策协调。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也不例外。货币局制度的基本要素是：首先，中央银行每发行本币要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作基础，本土货币发行额只与外汇储备额相关。其次，它具有自动兑换约束，即中央银行必须无条件地按照固定的汇率接受市场对所固定外汇的买卖要求。再次，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因应市场对本土货币需求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本国货币的供给，不能主动创造国内信贷，因而无法主动地去影响本土的经济发展。货币局制度一旦形成，不能轻易改变，往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世界各国有许多实行货币局制度的，但是效果大相径庭。我们从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货币局制度汇率安排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顶住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阿根廷与香港的汇率机制，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接近，但是两者有许多根本的不同。我们不能说阿根廷与香港是两种版本的货币局制度，但是可以说汇率制度背后的外部环境是不同的。
第一，是否设立中央银行的形式上的不同。阿根廷有中央银行负责中央清算和储备体系运转。1美元兑换1比索；发行货币受到66.67％外汇储备的支持。而香港没有中央银行，但是设立金管局。1美元兑换7.8港元；发行货币受到100％外汇储备的支持。
第二，在对付意外事件的“免责条款”方面态度不同。阿根廷规定比索可以升值，但是不能贬值。香港则没有明确的免责条款。
第三，国内利率偏离储备货币国家的利率的幅度不同。阿根廷的利率一直高于美国的利率。较高的国内利率损害了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且还导致了国内信贷美元化。香港的利率则往往低于美国利率（1997－1999年除外）。港内的信贷通常采用港币的形式。
第四，融资效率的不同。阿根廷的布宜诺思艾利斯虽然说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但是由于各种国际银行设施并不发达，筹资效率受到一定影响。香港一直是亚洲金融中心，是全方位多功能的国际资金集散地。尤其以亚洲的离岸金融中心而著名，所以筹资效率较高。
第五，国际信用评级的不同。阿根廷长期以来搞赤字财政，背上了一千五百亿美元国债和不断累积的外债。国际上对其国家乃至金融企业的评级每况愈下。香港不仅拥有一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而且是被评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区之一。
第六，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操纵的不同。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0％。巴西可称为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可是巴西在1999年将本币贬值了40％，这对阿根廷的出口打击很大。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0％以上，并且内地进出口贸易商品的很大比例也是通过香港中转的。而且人民币一直维持汇率稳定，这是香港联系汇率制背后最可靠的支柱。
第七，危难中救援之手不同。每次危机来临阿根廷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求助，为此也不得不接受那些远离阿根廷的人的指手画脚和一些苛刻条件。一次比一次谈判艰难。而这些谈判结果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大陆一直支持香港，两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国际游资袭击香港时，大陆机构拥有港币存款的25％部分没有动。因为大陆的资本项目实行管制，所以国际投机资金难以进攻大陆，为此大陆的该部分港币存款也对联系汇率制起着稳定作用。
以往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研究通常把其归入货币局的“超级固定”一类的分组中。这类国家有：阿根廷、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波斯尼亚等国。这些研究只限于对该制度内部问题展开，而没有分析外部周边环境对其的影响。尤其是在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对维护港币的稳定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如果认为货币局制度能自动地维持和确保钉住汇率制度的信誉，这种想法则过于天真入世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准备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将会使这种休戚与共的货币支持关系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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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归新金本位制的构想
出于对所谓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疑虑，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货币时所导致的“金融霸权”的疑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所谓“新的金本位制”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据说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Spencer,M；1995) 。持有该构想经济学家既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左派经济学家，例如美国的哈罗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自身必须具有价值，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纯粹信用货币的疯狂追逐和进入资产的无节制膨胀；2、目前的黄金储备数额巨大，足以保证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取得相当的稳定性；3、回归金本位制度还意味着，发达国家榨取通过膨胀税以及国际铸币税的可能性被剥夺，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经济国家主义，由于各国货币实际上是用黄金表征的，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行"贸易或金融的国家保护主义之实"的可能(Shelton，J；1998) 。
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尽管在80年代以来，爆发了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例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崩溃。从历史上看，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证世界经济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威胁。例如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彻底的金本位制下发生了物价涨幅在30倍以上的通货膨胀；而世界经济则在金本位制下于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间爆发的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经济萧条(钟伟；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对人类资源的惊人浪费，世界经济越发达，所需要的纯粹作为交易中介的全球黄金存量就越惊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更为公正，但它却注定要使全球经济增长收敛于一个极限(全球可充当货币用途的黄金存量)，或崩溃于一个极限(这是指要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黄金资本的极度匮乏而崩溃；或由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可以合成黄金而导致金本位基础全部丧失而崩溃)。经济金融化或虚拟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3、人类并非没有进行过回归金本位制度的失败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和1933-1934年的美国。 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部分地采纳过所谓的"偿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计划，这种金本位制制度允许货币黄金官价进行周期性调整以稳定国家的物价水平，即当价格下降时以提高黄金官价而在价格上升时降低黄金官价，这时的金融资本国际化实际上是公开以牺牲其它国家的通货稳定来换取本国的物价稳定(Warren, G Pearson,F；1937) ， 较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公正性。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向金本位制复归的实践也说明，试图重拾被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创办人海尔格和乌克兰国家议会议员那塔利亚等各国政界学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包括80位美国现任和前任议员、53位独联体国家的议员、17位拉丁美洲的议员、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国际工会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恐怕还包括诺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以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该吁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世界面临生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所谓改革政策，给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时刻有倾覆之忧，其政治、社会、军事恶果不堪设想。2、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破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金融资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经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品，国际金融机构无权要求用人民的血肉来偿还他们的债务。2、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于一国的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必须设法废除国际垄断金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金融枷锁”。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经济萧条经济政策，对社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更为极端的恢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则要么声称全球进入废止现有货币的紧急状态(Larouche，L；2000) ，要么呼吁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管定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Shelton,J；1994) 。
上述构想似乎忽略了货币体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性，无论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与否，它至少是导致了全球一个福利增量的出现；纯粹谴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将资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目前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所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体系势必服务于世界经济?quot;一超多强，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似也很难由发展中国家"呼吁"中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解决。
三、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近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往往还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银行等的尖锐指责，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不和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为代表，提出了重构这些国际组织的设想。鉴于这种思路往往寄希望于将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银行，因此其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货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982年麦金农的《货币稳定的国际准则》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标是保证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货币稳定，以替代在二战之前就摇摇欲坠的金本位体系。但IMF和世界银行一样，是为美国提供全面控制而设计的，美国否定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设想，而代之以更弱的、处于依附状态的IMF，以便于对它既实施控制，又和其它国家共同分摊责任。2、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IMF既没有能力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结构调整，并防止其过度聚举债；也没有能力要求操纵它的发达国家实施有效的债务减免方案。3、IMF虽然追求在最大公开化条件下，加速其重归货币可兑换的目标，但它所提出的极其野蛮的解决方法是众所周知的，IMF没有真正的权威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而其它指责并不局限于IMF，甚至包括世界银行、WTO、西方七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萨米尔.阿明认为，改革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将取代美元，保证汇率的稳定，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偿能力。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流动调节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3、检讨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使之朝着允许汇率获得相对稳定，并迫使美国调整其结构性赤字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据地区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来重建第三世界国家组织，从而消除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单极化的消极影响。4、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阿明；1995) 。
以上构想的实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希望发达国家更多地分摊货币危机的损失等。但很明显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霸权后体系，该体系中有霸则稳，货币体系背后也同样是国力的对比(Cooper,N；1989)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强调的，也许是货币体系中，强国和弱小国家权责的平衡，如何正确分享更多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引导和发言权，仍然是有待争取的遥远路途。
四、国际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组合商品化设想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与国别信用货币(尤其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有关，那么最直接和最大胆的设想当然就是将货币非国家化，这种思路包括两种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使货币与国家信用完全脱钩。我们来看货币非国家化根治现行金融体制诸种难题的理由：1、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加深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弊端。从孟德尔、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谓货币法律限制学派，一致将货币定义为法律限定之结果， 政府将国内和国际铸币税收入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约货币发行的内在动力，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和垄断是造成货币体系脆弱不堪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就是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废止国家发行货币的特权，由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因为非国家化货币具有自由竞争性，竞争将导致大多数具有私人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市场上将仅存信誉卓著的跨国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非国家化货币，这种建议甚至没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组合商品为基础的价值货币，使货币成为纯粹的商品本位货币。部分反对美元本位的经济学家，除了象阿明那样建议创造全球通货以外，也有持商品组本位货币的。实际上早在1931年时格雷厄姆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缺陷并提出了货币的组合商品化建议。即人们可以用一组基本商品，例如钢、铜(资讯 论坛)、煤、木材和小麦(资讯 论坛)作为货币基础来发行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的组合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将使货币从根本上丧失信用特征，而成为一种以实物资本为抵押的价值货币，自然现在货币体系就对所谓金融资产膨胀之类?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货币非国家化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疗方案十分危险，其实质乃是剥夺国家的任何铸币税可能，转而将这种铸币税利益完全交付给市场约束下的金融机构，以此来完全消除国家可能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中获得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种理想主义设想之所以比现行的货币体系更为危险，是因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上，实际上自由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货币非国家化改革的失败意味着世界金融经济的总危机，其成功则意味着具备发行世界货币资格的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这种巨型金融机构几乎可以摧垮一切试图对其本身进行监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这种"金融巨无霸"当然不大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
至于由私人机构发行以商品组为基础的、具有全额实物资本抵押式的货币，其本身可能给货币体系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其能解决的问题。不仅将使设置、储备、保管这些所谓商品组的费用极度高昂；且一旦发生货币危机，由于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抵押商品组构成复杂，难以分割和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和相应的货币相兑现的，货币体系将失去对金融危机的几乎全部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上述两种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难有希望。
发展中国家还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还有：1、24国集团签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国际债务人(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债权人(通常是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损失，以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权。2、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东亚经济高峰会提出的《危机地区方案》，意在整顿金融体系，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管，以及采取区域货币制度、彻底美元化、强化国际货币协调等等。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在于降低汇率波动、增强自身清偿力、强调危机损失的全球分摊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的货币体系一直在"无制度"中运行(陈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货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的确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防范货币危机不利，但迄今我们既未探索出，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可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更为公正和稳健的新世纪货币体系。
当所联系的外币币值不稳定的时候，可能影响到本地区币值的稳定，即当所联系的外币币值走强的时候，可能暂时影响到本地区产品的出口；而当所联系的外币币值走弱的时候，本地区的币值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相比也会存在贬值的现象，可能由此引起通货膨胀。
（一）、有利方面
货币局制度可以促进了香港对外贸易发展，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货币局制度要求货币的发行要以足额的外汇储备为基础，从根本上杜绝了无限制地通过发钞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可能性，控制了通货膨胀率，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实行货币局制度后香港的物价水平是比较平稳的。
实行货币局制度，增强了港人和外来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 在香港这样一个金融活动高度自由的开放经济体中，一旦出现货币信心缺口，再完善的货币制度也难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由于在货币局制度下，港元可以固定的比率与美元兑换，实际上是把港元的货币风险转移到美元上，从而增强了对港元的信心。从一开始，货币局制度就是为了解决港元的信心危机而诞生的。
（二）、不利方面
1．汇率的僵化使汇率不能反映回避供求的真实水平，容易造成币值高估，招致国际游资的攻击。
2．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大大被削弱，其表现在：
（1）．货币局对本币的发行量、名义利率、名义汇率都没有决定权，而且为避免本币有升值压力，货币局要尽量维持港元利率、通货膨胀率和美元保持一致，货币局在金融市场上的操作完全是被动的。从1995年到02年美元是一直在升值的，港元也必须随之升值，这对出口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2）．当银行系统发生危机时，货币局不能充当最后贷款人作用。这一方面加强了银行的自律经营，另一方面，当香港受到外来冲击时，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是很大的。
（3）．由于失去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当局解决失业、刺激经济等问题十分不利。
3．对付货币冲击的成本是巨大的。就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看，香港政府为击退投机者，其利率上升了12%。利率的突然大幅上升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1）．利率的大幅提高抑制了投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萎缩，失业率增加。
（2）．由于香港货币局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以固定汇率卖出美元买进港币，使基础货币投放量大幅下降，银行的存贷款大幅收缩，盈利大大削减，银行系统几乎陷入困境。
（3）．引发了股灾和房地产泡沫，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
对！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国货币百分之百地由外国货币（比如说美元）支持，货币局制度优缺点而货币发行机构（不论是中央银行还是政府）确定货币局制度对这种外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并且随时应公众的要求，以这个汇率将本国货币兑换为外国货币。货币局制度的优点是央行不会再通过印刷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优缺点，因此货币局制度相对于汇率目标制而言，它是一种更强有力的承诺。货币局制度不足之处是它依然容易受到投机性冲击，进而货币局制度导致货币供给的急剧萎缩优缺点。另外，货币局制度也会降低央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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